江苏 七星楼主

我始终不渝地认为，在我徒步过的众多好汉坡之中，首屈一指者非庐山好汉坡莫属。

也许是因为我孤陋寡闻，这可能算不得远见卓识，只能说是一家之言而已。

在庐山为数众多的登山道路中，任何独具慧眼的人都会对好汉坡情有独钟。

1.征服

自从2011年首次登临庐山以来，迄今为止，我已经登临庐山十一次。其中，四次从好汉坡上山，一次从好汉坡下山。

第一次从好汉坡上庐山是在2017年第二次庐山之行期间。

那年的七八月间的一个清晨的五时左右，乘坐了一夜卧铺火车的我孤身一人到达九江站。倒腾两趟公交后，在上午9时左右，我到达“莲花洞”公交站。边走边问，步行大约300米后，我到达好汉坡的登山口。

这里就是好汉坡登山广场，树立着一块“好汉坡起点零公里”标志碑，非常显眼。

首次亲临久闻大名的好汉坡，我难掩心中莫名的兴奋，跃跃欲试。

摩拳擦掌后，身负重装的我开始登山，征服看上去略显破旧的好汉坡。

那连绵不绝的台阶一眼望不到头，似乎怎么走也走不完。无路可退，我只能咬牙坚持。

累了歇息，渴了喝水，热了乘凉，就这样走走停停。

11时左右，到达半山亭，好汉坡徒步结束。

第二次从好汉坡上庐山是在2018年第三次庐山之行期间。

那年国庆节期间，我和三猫于下午到达九江站。剩下的从九江站到达好汉坡的程序就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到达好汉坡登山口时，已经是下午14时左右了。

故地重游，我心平静如水。

我和三猫一前一后，在好汉坡上奋力攀登。由于三猫体能跟不上我，我只能边走边等，速度自然大打折扣、不同往日了。

让人倍感欣慰的是，尚未成年的三猫虽然步履蹒跚，但是已经尽力而为，而且没有口出怨言。

所谓天助自助者，我们终于赶在夜幕降临之前走完好汉坡，进入牯岭街。

第三次从好汉坡上庐山是在2024年第八次庐山之行期间。

这年的七八月间的一天，在九江站附近下榻的我起了个大早，倒腾两趟公交车后，于上午8时左右，我到达好汉坡登山口。

与前两次相比，这里变化很大，可谓“旧貌换新颜”：不仅修缮了民国警察署等老建筑，而且登山道也被整修得焕然一新。

这次我仍然是独自前往。由于是轻装上阵，中间一次也没有歇息，耗时不到一小时，我就一口气干掉了好汉坡。

第四次从好汉坡上庐山是在2025年第十一次庐山之行期间。

这年的十一月份的一天，我再次踏上独上庐山之旅。

7:30左右到达好汉坡零起点后，我终于注意到了被我忽视已久的《好汉坡山道记》碑文。奈何时间紧而任务重，我顾不上细读，只能先拍照留存，以待以后品赏了。

此时此刻，秋高气爽，云淡风轻，正是登山的最佳时机。

在好汉坡的半途，经过好汉亭后，我终于发现了此行的目标之一——汉奸路。

这条路掩映在草木之间，不易发现。要不是我特别留意，哪里会轻易发现它？

从这里上庐山，不仅一路连续拔高，而且好几处需要借助绳索翻越巨石，靠近山顶的路段不仅有齐腰深的草，而且上面沾满了湿漉漉的露水。

这条路通往小天池山。办理手续后，我得以进入景区。

唯一的一次从好汉坡下庐山是在2025年第十次庐山之行期间。

在这年七八月份的一天，我和二猫在庐山上游览西线完毕后，已经是下午14时左右。

按照既定的计划，我和二猫从好汉坡下山。

由于鞋子不给力、体能差异、天气炎热等主客观因素，我们耗时近3个小时才拿下包括好汉坡在内的莲牯路。

由于急于下山，好汉坡两边的风景也被我们视为无物。

可惜，我们最终还是没有赶上最后一班回到九江市区的58路公交车，最后只能打的回到九江市区。

2.回溯

好汉坡其实仅仅是莲牯路的一段，而且是莲牯路中间拔高最多、最耗体能、地势最险的一段。

连牯路始于莲花洞，依次经过家山头、棺材石、竹林窠、好汉坡、好汉亭、月弓堑、半山亭，终于牯岭街上的望江亭。

虽然此路的历史很短，可以说是“弹指一挥间”，却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旧到新的过程。

1886年，年仅22岁的英国传教士马克·李德立拄着文明棍，风度翩翩、气喘吁吁地登上庐山来到长冲谷后，被这里的“清凉一夏”俘获内心，随即萌生了在这里修建避暑别墅的初步想法。

九年之后的1895年，时年31岁的李德立几经周折，利用官府的无知和贪欲，用卑鄙无耻的肮脏手段，以极低的年租金，拿到了租期长达999年的庐山租借地契约。

拿到地块后，李德立开始将地块化整为零，分割售卖。用时一年左右，地块就销售一空，卖主是来自东西洋各国的洋人们。李德立赚得盆满钵满，欣喜若狂。

拿到“豆腐块”的洋人们无缝对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开始着手建筑别墅。于是，那片原本被郁郁葱葱覆盖的山谷被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别墅占据。

这些别墅错落有致、栉次鳞比，成为洋人们夏天时在山上的消暑之处。

华洋共处的人们逐渐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新的集镇，一个因为位于海拔较高的山顶而颇具特色的集镇。鉴于这里清凉宜人，李德立颇有创意地将之命名为COOLING。该词的汉译为“牯岭”。从此，“牯岭”一词沿用至今。

然而，一个现实的问题也呈现在眼前，那就是老生常谈的交通问题。

自古以来，庐山周围从山下通往山上的古道其实有很多条。然而，这些古道不仅因为狭窄和陡峭而难行，而且距离九江市区较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德立思前想后，决定修建一条全新的、距离九江市区较近的登山道。

为了心中的宏图伟业，这位年轻的传教士也是拼了。经过实地考察和多方权衡后，李德立决定开辟一条从莲花洞到牯岭镇的登山道。

这条登山道于当年开工建设。当进行到地势险要的十八弯、月弓堑时，修路工程因为难度和危险性而不得不暂停下来。

眼见自己的一番心血就要半途而废，李德立心急如焚，不惜重金海选工匠接下这烫手的山芋。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后来，来自湖北大冶的一批擅长啃硬骨头的石匠继续了这未竟的事业。他们发挥工匠精神，依靠简陋的作业工具，劈山开石，硬生生修筑了1116级台阶，打通了这恼人的“肠梗阻”。

经过修路工人们日夜不停的艰苦奋战，历时一年后，新路于1896年竣工。因为联结着山下的莲花洞和山上的牯岭镇，这条新路被顺理成章地命名为莲牯路。

建成后的莲牯路成为往返山下山上的主要通道，取代了原有的古道，极大了便利了山下山上的交通，极大了提升了人们从水路到达九江港再上庐山的效率，使得牯岭镇迅速繁荣昌盛起来，一改往日气象。

从此，走在上面的人们多了起来：有徒步上山游玩的，有运送物资上山的，也有乘坐轿子上下山的。于是，莲牯路催生了两个基数庞大的新就业群体：一个是轿夫，专营抬轿运送旅客上下山；一个是挑夫，负责运送行李和物资。

坐轿自然要价不菲。因此，坐轿的非富则贵，不是寻常百姓消费得起的。

1937年，在蒋中正发表庐山谈话前后，一大批高官政要、社会名流大多数都是坐轿上山的。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为了争夺僧多粥少的客源，两帮轿夫就上演了全武行。

1948年7月6日，《大公报》刊登了一条骇人听闻的消息：“牯岭大械斗 一千多轿夫抢生意 一场恶斗死伤三十余 【本报九江五日专电】牯岭莲花洞轿夫本籍及黄梅籍两帮，五日上午十时因争执工作发生械斗，双方约2000余人，本籍占多，结果酿成惨剧。黄梅籍死伤三十余人，中国旅行社被捣毁一空，损失颇巨。现事态仍未平息，赴牯游客受阻。”

客观上说，2000余人的参战规模和伤亡人数都着实让人震惊。于情于理，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种群殴行为似乎都无可厚非。只是让人觉得可惜的是，面对穷凶极恶的倭军，怎么没见他们如此不要命？

更让人义愤填膺的是，抗战时期，竟然有人积极主动给倭军当起了“带路党”，让人不解、不屑、不耻。

1938年7月，倭军攻占赣北重镇九江后，开始进攻庐山。中国军民同仇敌忾、视死如归，庐山保卫战开始。参加庐山保卫战的主力部队是当时国民政府江西保安部队第三团和第十一团的近三千名官兵。

随着庐山外围地区的相继沦陷，庐山已成“孤岛”，庐山守军成为“孤军”。然而，忠诚、勇敢、智慧的他们凭借着地理优势、民众支持和灵活战术，居高临下打退了数倍于己的倭军的数次疯狂进攻，使得倭军一时一筹莫展。

后来，连日天降豪雨，小天池山麓被滚滚而下的泥石流冲出了一条深沟。黔驴技穷的倭军重金收买了当地的一名猎人，由这名猎人带领倭军沿着这条深沟神不知鬼不觉地穿插到了小天池上的中国守军背后。

小天池山上的中国守军冷不防被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倭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当即就地还击。激战多时后，中国守军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小天池山失守。

倭军占领小天池山，继续南侵，庐山军民展开殊死抵抗。

1939年4月，庐山全面失守，陷入倭军铁蹄之下，伤亡惨重的庐山孤军也不得不奉命撤退。至此，长达近九个月的庐山保卫战结束。

庐山保卫战是伟大的、艰苦的、悲壮的！每一位为国捐躯埋骨于此的中国军民都是真正的好汉、真正的英雄、真正的中国人，将永远镶在历史的光荣榜上！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位为了蝇头小利而罔顾民族大义的猎人是真正的汉奸、真正的败类、真正的窝囊废，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对于这种汉奸行径，用卖国求荣、数典忘祖、厚颜无耻已经不足以描述了，简直人神共愤，恨不得把他五马分尸、大卸八块。

后来，汉奸带领倭军走过的这条路被俗称为“汉奸路”。

庐山陷落后，倭军反客为主，占山为王，开始惨无人道的统治，庐山人民开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庐山人民的斑斑血泪映衬出倭军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幸好，邪不胜正，天佑华夏。中国人民经过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在付出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牺牲后，终于打败了来犯之敌，并迫使其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第九战区新3军光复九江，惨遭倭军蹂躏6年多的庐山也回到中国手中。

3.钩沉

好汉坡登山道旁卧石上的“好汉坡”这一杰作到底出自何方神圣，一直众说纷纭，却未有实证。

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真相才被极其偶然地解开。原来，“好汉坡”并非人们先入为主地预想的那样出自名家手笔，而是出自当时在山下莲花中学任教的吴宜刚老师。

具体过程说来话长、一言难尽。据吴宜刚老师后来的回忆，吴老师在1979年暑假探望在好汉坡下做茶水生意的父母时，不经意间瞥见了路旁的一块卧石，随机萌生了刻上“好汉坡”三字的想法。

吴老师说干就干，一锤一钎，一笔一划，以锲而不舍的坚韧精神，历时一个暑假，终于大功告成；考虑到自己并非名门大家，吴老师没有题写落款。

随着岁月的流逝，此事慢慢被淡忘。后来，偶尔被人问及，吴宜刚老师才将这桩尘封已久的陈年往事娓娓道来。

那篇事后品赏的《好汉坡山道记》全文如下：

山道位于庐山之北，原名莲牯路、濂溪路。因中段一处名“好汉坡”，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人们习惯称此道为好汉坡路。

第二次**战争结束，九江辟为通商口岸，浔阳城出现英租界。

1886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闯入庐山，贿赂九江府同知戚某，以贱价“承租”山上牯牛岭大片土地，将其分号**，建西式别墅，并斥资招樵径为登山道。1895年，山道竣工，它起自莲花洞，经竹林窠、剪刀峡、窑洼，终达牯牛岭。

辛亥革命后，牯牛风光不再为外人所独享。湘籍慈善家梁和甫兄弟在小天池造别墅新村，并修新道连接小天池于月弓堑，原由月弓堑经剪刀峡一截旧道遂废。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洋人“租借地”收回，庐山成蒋介石政权之“夏都”，山道屡经修整，牯岭一应物品，多由此道运送。抗战胜利，山道进入鼎盛之时：商贾挑夫，熙来攘往，轿舆上下，高官往返，倍显繁忙，仅轿夫就两千有余。

1949年庐山步入新时期。五十年代初，北坡登山公路通车，好汉坡山道由是日趋萧条，茶亭坍塌，行人稀疏，渐不为外人所知。春秋迭代，山林空寂，石阶苔滑，岁月悄然而逝者已半个世纪。喜近年登山健身兴起，回归自然趋于时尚，多年冷落之山道兴旺之气再现：男女老幼，相约登山，或安步徐行，或竞相追逐，情趣大异于前人。山道回旋，一路鸟语蝉鸣，松竹幽深，人们赏春花，观秋叶，迎快哉之清风，饮沁脾之飞泉，览物怡情，极尽山林之乐。

匡庐秀出东南，拔地依江，苍茫逶迤，更兼名流过往，风云留迹。登斯道者，睹山川之壮丽，可养浩然之胸襟；寻历史之踪迹，更可感人世之沧桑，悟兴衰枯荣之道。

巍巍庐山，荡千秋雄气；盘旋磴道，藏百载风云。人事代谢，往来古今，愿登山者代代相继，思想者传之无穷，庶几名山不朽，华夏永生。

                  壬午仲春 山南景玉川记
                                公历2004年4月

细品之下，惊觉此记文笔非常不错，一看就知道出自名家手笔。原来，作者是出生于庐山之南星子县（现庐山市）的著名作家景玉川先生。

登山健身，利己利人！在好汉坡上络绎不绝的人们也是这里一道独特的风景！